日记

拆解评估的申请提交上去之后，馆方给的答复是「需排期，预计两到三周」。

我在莱顿多待了几天，白天跟着 Daan 核对那批捐赠的其余部分，晚上就窝在酒店里,把曾外祖母那两本日记，一页一页地扫描,试着自己翻译成英文——我的荷兰语几乎是零，但日记里夹杂的一些荷兰语词汇,我不得不靠他帮忙。

「这句，」我把手机拍下的日记页面推给他看,「你能帮我看看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？她写的是拼音夹着荷兰语，我猜不出来。」

Daan凑近，眯眼看了半天,又对照了旁边的中文语境，慢吞吞地说：「像是『bibliotheek』的变体拼写——图书馆的意思。她大概是,凭听力,把这个词,记了下来。」

我把那一整段念给他听，翻译成他能懂的英文：「一九三七年七月,家书带来卢沟桥的消息，父亲信中说,家中无碍，可我心里,总觉不安。今日,去铺中取书，未及推门,竟在门外，站了许久。」

Daan听完，沉默了几秒：「一九三七年，」他说，「正是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那一年。」

「你知道这段历史？」我有点意外。

「大学修过一门东亚近代史，」他说，语气里带着一点不好意思的坦白，「说实话,学得不算精,但『卢沟桥事变』这个名字，我还记得——欧洲这边,当时大部分人的注意力,都在自己家门口的局势上，没几个人,真正关心东亚发生了什么。」

「那她当时,大概,是很孤独的，」我说，「一个人，在异国，担心着家里的战事,身边,没几个人,真正明白她在怕什么。」

Daan看着那张照片,又看了看日记的扫描件,忽然说：「除了一个人。」

我抬头看他。

「照片背面,写着彼得的名字,」他说，「如果他真是博斯家的人，装帧作坊,在当时算是本地小有名气的手艺人家庭——按你曾外祖母的处境推算，她当时,身边能说得上话、又不至于卷入使馆圈子闲话的人，恐怕不多。」

我看着他，忽然意识到，这几天，我们讨论这段历史的方式，已经不知不觉地，从「核实一份档案」，变成了「拼凑一个人的心事」——而 Daan，这个几天前还在跟我为一份翻译认证文件较真的人，此刻，正认真地，替一个素不相识的中国老太太,设身处地。

「你觉得,」我小心地问，「她后来,过得好吗？」

他想了想，摇摇头：「这个,得等书脊打开,才知道。」他顿了顿，又补了一句，语气少见地,带上了点不属于档案员的温度，「但我希望，她是好的。」

窗外的运河,在暮色里泛着一层薄薄的水汽，我合上笔记本电脑，忽然觉得，这趟原本纯粹是公事的差旅，正一点一点地，长出别的什么东西来。

我原以为，这段历史，只是我一个人的私事。

他那句「我希望她是好的」，第一次让我觉得，有人愿意，替我，一起惦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