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人应答

那条消息，他六个小时后才回。

「你在哪？」

没有惊喜，没有表情，连个标点的温度都没有。我盯着这三个字，把准备好的俏皮话全咽了回去，回了实话：「阿姆斯特丹。明天想去乌尔克。」

这次的回复来得很快：「别来。最近不方便。」

不方便。

我在阿姆斯特丹的酒店里坐了一夜，把这三个字翻来覆去地拆。不方便是什么？工作忙是不方便，家里有事是不方便，还有一种不方便——我不许自己往那儿想，但凌晨三点的大脑是不受管的：另一个人的牙刷放进了杯子，是最经典的不方便。

第二天我还是去了。别问我为什么，问就是我这个人删 roadmap 可以，删自尊心的进程比较慢。

乌尔克还是那个乌尔克，灯塔，港口，鱼腥味。半年了，连海鸥都好像是原来那几只。我站在他家门口——那栋我住过三晚的、看得见港口的房子——按了门铃。

开门的不是他。

是一个高大的老人，头发花白，肩膀像船头一样宽。我认得他，照片里见过：卢卡斯的父亲。传说中在中国做了三十年生意、青岛的伙伴们喊他「老杨」的那位。

「你好，」我用中文说，紧张得声音发飘，「我是黛西，卢卡斯的朋友，我——」

「我知道你是谁。」他也用中文，字正腔圆，却冷得像一扇关着的门，「卢卡斯现在不见任何人。」

「他还好吗？我就想——」

「小姑娘，」老人打断我。他看我的眼神很奇怪——不是长辈打量晚辈的那种，是一种更警觉的东西，像在评估一个风险，「他很好。你回去吧。这里没有你的事。」

门关上了。不重，但很结实。

我在门外站了很久。二楼有一扇窗户亮着灯，窗帘拉着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看见窗帘后面有个影子动了一下——高高的，瘦瘦的。然后灯灭了。

他在家。他知道我来了。他让他父亲来关这扇门。

回阿姆斯特丹的巴士上，我脸贴着冰凉的玻璃，看围海大堤在暮色里退成一条黑线。手机在手里攥得发热，我给他打了这辈子给他的第一个电话——响到最后一声，无人接听。

我忽然觉得自己蠢得发光。二十八年的谨慎，防住了所有的坑，然后在最老套的一个里摔了个大的：为一个男人飞越半个地球，站在人家紧闭的门外。这种剧情，我和薇薇在沙发上看到都会快进的。

那晚我订了去罗马的机票。提前了三个星期，反正——反正我现在最不缺的就是自由，不是吗。

二楼的灯灭掉的那一秒，我想起他说过的话：

「真要搭讪，我会挑点让你舒服的话说。我没有。」

原来沉默也一样。他连拒绝我，都懒得挑让我舒服的方式。